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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互联网的三大误解,该摒除了

对互联网的三大误解,该摒除了

2021中国互联网大会新闻图。

文 | 佘宗明

人在什么时候,最盼着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”?

答案是:凛冬时节。

互联网行业就是这样:过去两年,聚焦主业、砍业务线、锁Headcount、裁员降薪,成了涉互联网新闻里的高频词。

冷锋过境、寒气侵袭之下,互联网行业在等风来——等的是暖风。

眼下,风似乎来了。

对信号体爱好者来说,这几天,有两则消息自然不会错过:

1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要“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、创造就业、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”。

2,浙江新任省委书记调研了阿里巴巴。

很多人又在那分析,此举释放了什么信号。

可这已无需猜哑谜,因为信号都标在明面上了。

信号一出,不少人迅速将目光投向了科技股走势。但刚过去的三个交易日,股价的起伏走势跟许多人设想的并不一致。

这也正常。今年三月以来,从上面吹来的“春风”几度拂面:

3·16会议,强调谨慎出台收缩性政策;

4月29日,明确“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”;

5月17日,提出“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”;

8月下旬,中美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……

在此背景下,一如裴培老师所说,市场早就预判了对平台经济的利好性松绑,并体现在了估值(市值)当中。

接下来,市场就等全球独角兽TOP2的IPO和某滴的重新上线,来打下一剂强心针了。

而要持续营造“互联网友好型”的舆论生态,社会多方也该摒除对互联网的三大误解:

一,互联网企业背后站着资本,代表了资本的利益;

二,互联网平台问题连着问题,“五行缺锤”;

三,消费互联网模式走不通了,该唱《凉凉》了。

01

这两年,互联网平台成了某些流行情绪瞄准的重要标靶。

在部分网民看来,互联网企业背后站着资本,代表了资本的利益。

在网上,总有些“揭秘”文章像是发现了惊天内幕那样惊呼道:“某某互联网巨头,竟是外资控股!”

你跟他们说,让外资利用VIE结构投资中国互联网,是嵌在改革开放大版图之中的落子,他们假装听不见。

在当下,也总有些人拿着996、内卷的罪证牌,然后怒批“资本压榨”。

经济学者孙萍就总结道:现在对数字劳动的研究,无论研究的是抖音、快手的直播者,还是B站的Up主、“爱优腾”的内容生产者,抑或是网约车、外卖、快递的平台劳动者,结论不外乎资本压榨劳动者等单一化论点。

在她看来,这是陷入控制-自主、压制-反抗这样的二元话语。

类似的话语方式多了,许多人对互联网平台的认知也会刻板化。以至于互联网企业集体受挫后,有些人还乐见其“沉”。

将资本污名化,再把互联网平台看做“资本-劳动者”架构中的资方,这本质上还是用阶层本位思维看问题。

这不免让人想起齐泽克在《以阶级斗争对抗阶级主义》中调侃的,Marxist的问题打开方式就是“阶级,阶级,阶级”,在他们眼中,阶级超定了全部的社会身份。

齐泽克还在论述“因特网政治”时,将其概括为:“因特网贵族”与“用户无产者”之间新的阶级抵抗,代替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。

不得不说,当下这股复杂的情绪,夹杂了太多块垒在其中,尤其是跟社会资源分配相关的。而996、内卷等,又恰如其时地奉上了弹药。

批996和加班文化、反思内卷,再正常不过,但动辄沿着泛阶级论将其上升,无疑是互联网平台的难以承受之重,就像那些互联网大佬无法承受“路灯挂饰论”之重那样。

对于互联网平台,该有多元化视角去审视,而不是用“阶层本位”视角统摄所有的问题分析框架——老想打土豪,也挺没意思。

互联网是坐落在国民产业体系中的,从资金穿透角度看,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股权结构表里似乎就只有那么几个人,但从产业价值维度看,它又不是“属于少数人”的——互联网产业的发展,连着大众生活便利度,也连着国家竞争力。资本无非是提高生产率的要素。

对互联网的三大误解,该摒除了

中国互联网上半场的发展历程。

我之前曾写过:如今很多人都是“从中国社会看互联网”,但在当前形势下,人们该更多地“从世界看中国互联网”。在“世界”观的视角下,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实力首先是中国的。中国互联网企业实力受损,也是中国的损失。

正如毕亚军老师说的,中国社会该以更高层面的大“国有”观念来看待企业,即首先以“中国的”之眼光看待不同企业,再有狭义上的国有和民营。

不光是互联网,各个产业都是这样。之前河南“保卫”富士康,曾引发热议。

有些网民为之不忿:富士康姓“郭”,是血汗工厂,保它干什么?

但懂经济的人都知道,郑州富士康不光是郭家的富士康,更是当地的支柱型企业:

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,郑州富士康以316.4亿美元的出口额高居中国外贸出口百强企业No.1,在富士康带动下,过去11年里,郑州外贸总额大涨15倍,在全国的经济位次也持续提升;

富士康的落户吸引了超3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驻,让郑州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带和精密制造产业群,“国际郑”的名声因此愈发响亮;

富士康还是个能贡献可观税收的纳税大户,是个能拉动约30万人就业的巨型就业容纳池。

打嘴炮骂资本很容易,但换来不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。

02

在当下,互联网平台确实暴露了很多问题,如隐私过度索权、算法歧视、大数据杀熟、诱导沉迷等。

有些人据此认为,互联网平台问题连着问题,“五行缺严厉整治”。

猛药去疴,在他们看来,整治越严越好。

从宏阔视角看,互联网平台是“去中心化”基础上的“再中心化”中枢,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马长山的话来说,伴随平台而至的,是新型社会权。

马长山老师认为,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国家/社会的二分结构和社会契约论,以宪法轴心来设定国家和社会的纵向“官民”关系,以民法为轴心设定社会生活中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人身财产关系,形成了横纵两条线的总体构架。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,二元结构就转变成了国家/平台/社会的三元结构。

平台是“一脚门里、一脚门外”,它拥有制定平台规则的准立法权、管理平台的准行政权、解决平台纠纷的准司法权。平台拥有的准公权形成的是新型社会权,既是社会的power,又是社会的right。由此形成的,是政府、平台经营者、数字用户之间的公权力、私权力(权利)、私权利的博弈格局,确立起三元平衡的数字治理框架和运行机制。

本质上,许多问题是新型社会权权责并不对称的衍生物。

互联网平台的新型社会权需要约束吗?当然需要。但同步出现的,该是三元结构中私权利保障水位的提升,而不是公权力辐射半径的扩充。

可现实中,太多人没看到这点,他们轻易将复杂的利害权衡归于一句“一鲸落万物生”的结语中,却没看到互联网平台有其两面性:A面是能扩大社会就业、增加社会活力等;B面是数据隐私安全等。

有问题当然该治理,但到底是大力支持基调下的鞭策,还是全盘否定基础上的暴击,有着本质性区别。

而今,涉平台经济的政策口径一再强调“支持”二字,也是态度亮明。

置于当前语境中,中国互联网确实需要具有包容性的激励环境,而不是相反。

互联网对中国太重要了,它不是可有可无,而是必不可少。

得看到,这些年来,除了互联网外,中国有两大产业呈现出了弯道超车之势:

一是智能手机。在功能机时代,中国手机品牌几乎不配有姓名;到了智能机时代,除了美国的苹果、韩国的三星,就是中国的小米OV和真我了(本来还有华为)。

二是新能源汽车。在燃油车时代,中国汽车品牌在全球的份额约等于0,德日二分天下;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,中国成了唯二拥有车身、底板、三电系统等硬件和智能座舱、自动辅助驾驶等软件的完整产业链的国家,另一个是美国,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354.5万辆,占世界的近60%,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动力电池厂家目前有六家是中国的,占全世界产量的56.6%。

问题来了,中国为什么能在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上逆袭?

中国制造底子渐厚是基础,互联网技术支撑也尤为关键。没有ABCD+5G(AI、区块链、云计算、大数据和5G)等数字技术,汽车赛道的革新就无从谈起。中国新能源汽车能发展迅猛,也跟互联网技术积累的外溢效应紧密相关。

03

近几年,互联网平台都在努力穿越周期,越来越多企业都在布局产业互联网,消费互联网似乎成了“旧物种”。

许多人由此概括:消费互联网模式走不通了,该唱《凉凉》了。

这会枪扫一大片,因为平台经济目前仍无法跳脱消费互联网的“引力场”,它们的利润主要还是靠消费互联网去获取。

按照“产业互联网将兴,消费互联网将衰”的逻辑,眼下以消费为主导的平台经济似乎到了头。

但消费互联网真的要凉了吗?还远没到那个时候。

对互联网平台而言,充当产业互联网基座的确重要,但将来大概率不是要用产业互联网去替代消费互联网业务,而是要稳住消费互联网基本盘+拓展产业互联网增量业务并举。

说到这,很多人可能仍对“互联网+”“物联网”“工业互联网”和“产业互联网”傻傻分不清楚。

“互联网 +”是消费互联网的概念,强调的是连接,依托的是流量灌注,要发挥的是互联网削减信息不对称的作用。

物联网是从传感器网络延伸开来的,其技术支撑包括蓝牙、Wi-Fi、Zigbee和Cat.1、NB-IoT等技术,华为小米的AIoT网络就在此列。

工业互联网是产业互联网的分支,侧重的是制造业的以数助实。

产业互联网是让数字技术渗入产业肌体内部,改善管理、流程、制度和工艺,带来产业效率变革。

为什么产业互联网重要性愈发凸显?因为中国社会的供需发生了一场深远性的格局调整:过去几十年的供不应求局面,在中国制造的逆袭下,已变为供过于求。

这么一来,消费者选择空间就大了,难免会变得更加挑剔——往上走,就是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增加,往下走,就是对性价比更看重。因此供给侧势必得跟着调整。

而产业互联网改造的是生产端和供应侧,这跟以往消费互联网聚焦消费端和需求侧迥异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,在反向定制流行的情况下,产业互联网注定会扮演重要角色。

但生产端更重要了,不代表消费端就不重要了。消费是经济经脉循环的起点,消费不振,需求不旺,厂家也会失去生产动力。

对互联网的三大误解,该摒除了

消费互联网也是产业互联网做大的支撑。

不是说以后要推动产业降本增效提质,人们就不需要网购、快递、点外卖、网上买药了。

阿里搞云钉一体,不意味着就要放弃大商业版图下的“留量”;腾讯要做数字化助手,不意味着就会放弃通信与社交、游戏等领域的优势。

所以,阿里说要将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结合得更好,腾讯也说要“扎根消费互联网,拥抱产业互联网”。

说到底,产业互联网是蓝海,消费互联网是红海。蓝海是海,红海也是海。消费互联网依旧是个巨大的业务盘子,虽然增量红利在边际递减,但红利并未消失,存量依然惊人。培育了这么多年,它仍值得重视。

阿里京东拼多多,抖音快手小红书,都在电商模式上持续摸索,原因也在于此。

这三年里,交困之下,国民储蓄率达到了高点,需求收缩、消费萎缩势头明显。如今进入感染高峰期,消费复苏并不容易。

这仍需要互联网平台在促消费上发挥积极作用。没必要因为消费互联网的增长到顶,就对互联网平台各种唱衰。

04

说到底,眼下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特殊时期。

经历了三年疫情后,我们该意识到互联网产业和平台经济对我们的重要性。

过去二十年,互联网是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,也是中国经济弯道超车不可或缺的引擎。

今后数年里,把经济搞上去,让经济恢复活力,是摆在社会面前的难题。

这依旧离不开了互联网。

而越是这样,我们越该摒弃对互联网平台的认知误区。

中国互联网过去20年积累下来的很多东西,该被珍惜,而不是被挥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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